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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石窟的形成与发展成就，离不开其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龟兹石窟地处塔里木盆地北沿，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西方交通的桥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龟兹地区作为丝路必经之地，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愈发昌盛，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几度成为中原统治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也赋予了龟兹豁达开放、兼收并蓄和独创新颖的文化特色。随着佛教东渐，龟兹成为西域佛教最繁盛的地区之一，保存了数量繁多的石窟遗址。今天的龟兹石窟是指包括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哈、阿艾、苏巴什和托乎拉克艾肯在内的分布于古代龟兹地区的多处石窟遗址。 石窟艺术是建筑、塑像和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龟兹洞窟也不例外，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石窟建筑、壁画和彩塑三者的有机结合上。 龟兹石窟的洞窟类型按功能可分为：礼佛窟(亦称佛堂)、讲经窟(亦称讲堂)、僧房窟、禅窟和生活用窟。按照建筑类型则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异形窟等，这些由不同类型的洞窟单元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寺院，这种建筑形式是龟兹的独创。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 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龟兹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 这种洞窟是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柱体前面的主室空间较大，顶呈纵券式；前面的前室或前廊多已塌毁无存。柱体另外三面也与外墙壁间形成朝供礼佛左旋的行道。该类型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印度最早的塔庙窟诞生于约公元前2世纪，塔庙窟礼拜的核心为一座佛塔。在马蹄形的塔庙窟中，洞窟后端放置覆钵形佛塔。信徒礼拜时需穿过长长的通道，向左按顺时针方向绕塔巡礼。 龟兹石窟的设计师和工匠们一方面保留其建筑的原有功能特征，即把佛塔作为礼拜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融合龟兹当地砂岩质地的山体结构特点和中亚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及佛像崇拜兴起的现状，在中心柱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的双重功能，并使中心塔与窟顶相接，又起到支撑柱作用；同时区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中心柱式石窟，也称“龟兹型窟”。该种形制的石窟东传并显著影响了河西地区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 大像窟是石窟建筑的主要礼拜窟之一，以窟的正壁雕造大型佛像为特点，它的的功能与礼佛窟基本相同，而形制有平面马蹄形，穹窿顶形等，也有从中心柱窟衍生出来的行制——将窟内中心柱加高，中心柱正壁雕大佛。 大像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主室一般高达十几米，主室后壁立有大佛像（现均已毁）。大像窟后室宽大，早期和中期都建有涅槃台，涅槃台上塑有佛涅槃像（大部分已毁）。后期开凿的大像窟，形制上有所变化，主室与后室间已无中心柱，由立佛的腿部分隔出主、后室。 克孜尔石窟大像窟是丝绸之路沿线同类石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洞窟。以克孜尔47窟为代表的龟兹6处石窟内置有大型立佛，佛像均在10米以上。这种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中原地区建造大型佛像的活动和后来大型洞窟的发展，甚至可能影响了葱岭以西阿富汗巴米扬等地区。大像窟的出现表明佛教在龟兹古国发展迅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龟兹石窟所依附的山体主要由砂岩或砾岩、泥岩重叠构成，胶结强度低，质地脆弱，严重削弱了龟兹石窟的坚固程度。因此，在造像方面，它不像其他地区以石雕的形式表现，而是保持当地的传统，采用塑绘结合，泥塑造像，以绘画形式表现佛教题材内容。 龟兹石窟的立体造像，主要以彩绘泥塑、木雕、石蕊彩塑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佛、菩萨、天人等佛教内容，与石窟建筑和壁画融为一体，烘托出佛教世界清净、庄严、美轮美奂的仰望空间。在艺术表现与风格上以本土和中原彩塑艺术为基础，融合犍陀罗、笈多及萨珊波斯艺术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龟兹彩塑艺术风格。 由于自然和诸多历史因素，目前遗存下来的龟兹石窟塑像非常少，主要是彩绘泥塑，也有少量木雕。如1907年—1914年德国探险队掠走的彩绘泥塑、木雕伎乐和木雕立佛等（这些作品目前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1949年后，国内考古工作者在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等石窟寺又陆续发现一些残存的彩绘泥塑，如在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右甬道外侧壁发现残存的立像，后室发现保存有较为完整的涅槃像，克孜尔石窟196窟和库木吐喇石窟五连洞还遗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彩塑造像石蕊。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的重要载体，历经千载，虽然满目沧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与不可替代性，需要我们共同保护、传承、弘扬。